2021年7月22日，应沛县宣传部之约，从敬安坐车赴沛。田禾一碧，云天无垠，车行如箭，似乎要将一切的一切，抛置身后。眩惑间，我想到了孟昭俊先生，想到他的书法，想到他的微笑，想到还欠他一篇关于书法的文字。

　　待到沛城处理完事，下榻汉源宾馆七号楼，进得门，放下包，一回首，墙上悬挂的，竟然就是孟昭俊先生的墨宝！

　　吾哑然失笑：想什么，来什么，这或许就是一种主客相感的呼应！

　　举起手机，拍下那幅作品。先生书写的是明清之交沛县诗人阎古古的《游湖陵城》一诗。（见附图1）诗文楷体，端方周正，张显着浓郁的魏碑风骨；落款行草，俯仰跌宕，飘逸腾挪，竟然不改其稳健质实。作品书于戊子年（2008），至今十四个年头。那一年，先生六十八岁。其时，先生身体康健，笔力雄劲，或正准备应北京朋友之约，去书写那幅千米长卷的《庄子.节选十四篇》吧。

　　今天的文字，从自我感觉与邂逅书作入笔，吾不能预测会不会陷入唯心无忌的境地。想一想，唯心行笔又有什么不好的呢。唯我心在，故我思在；唯我思在，故我识在。而我个人所认识、认定的书法家孟昭俊先生，就是一位将书法爱好、书法实践、书法追求视为终生事业的耕耘者。

　　闲谈中，先生多次自报家门：出身于广有田亩的“地主”之家，耳濡目染父辈的书册，少年即发愿“写好字”。今年，先生八十有一，他的习字历程，少说也有七十年。七十多年来，心无旁骛，就做一件事，那就是写字、写好字。

　　平铺到此，想到了孔子面对学生时的自我评价：“吾道一以贯之。” 借此六个字，评论孟昭俊先生之人生，或许得其仿佛。先生之“道”即为“书道”；先生之“一”，既指修道之心，乃一心一意；又指修持之行，乃一生一世。可以遥想：七十多个寒暑，仅以一笔、一砚、一桌、一纸为器，于“书道”间讨生活、求乐趣，其专注与定力，孰与同行？孰与争锋？何况当日所发“写好字”之愿，纯属天性使然，与名、与利毫不牵涉呢！

　　人格、艺格之高下，总是在比较中显现的。方之当世，家长教子，哪一个不是瞄准了做大家、成大名、赚大钱、进大城而设定目标的呢！所幸，先生的少年，遭逢了那个生活贫穷而精神富有的时段，这才能够十年饮冰，难凉热血，青春自励，老壮有为。

　　就书艺而论，孟昭俊先生积数十年笔耕，作品之繁富，尺幅之开阖，笔力之雄健，墨韵之流畅，固自成一家，自专一体，久为徐州书法界所共认、共敬。这有其流布民间的书法作品为证、有其出版发行的作品集为证，故本文不再展开。此处，仅就一点，即其固守楷书，兼及行草而终于不涉狂草的书法经历，便与他铭记林散之先生的“师教叮嘱”有关。1982年9月，林散之先生居南京玄武门附近，昭俊先生一日三登其门，求教书法之道。林老再三叮嘱：“草书千万不能学。你回去要立志学楷书，写十年二十年转入行书。”四十年过去，回看来时路径，昭俊先生的的确确遵循了林老的教诲：静心涤虑，专习正楷；看淡浮华，未涉大草。

　　引用林散之先生语，没有鄙薄草书的意思。师有所嘱，徒有所遵，教学之道，期乎传承而已。

　　就书道而论，孟昭俊先生能够自成一家，但又不是一己之家。因为任职于沛县文化馆、沛县书画院，并出任沛县书法家协会主席、徐州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昭俊先生遂有机会向沛县的、徐州的书法爱好者传道授业。而今，仅沛县就有全国书协会员二十余人，其中大多数出乎先生门墙。书开一脉，道传一方，先生之书法功德，人多赞之。

　　2018年，《孟昭俊书法集》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适有小聚，题赠于我。我不习书，字多不工，但乐于浏览历代书法；勉强作文，可以达意。展卷而观先生墨迹，笔走龙蛇，墨润烟霞，生生之机，令人感奋。如果借用杜甫的诗句：“一舞剑器动四方，天地为之久低昂”，意或近之。须知，《孟昭俊书法集》所收，多为先生七十后书。俗谓“人书俱老”，并非必然，唯“有恒者”才能入此佳境啊。

　　或在书法集出版前后吧，先生染病，手几不能执笔。相访倾谈，依然笑意殷殷。隔岁，再访，一手执笔，一手握腕，檗窠大幅，竟然也能一气呵成。看先生专注于书，心喜之，心疼之，久久不能平复。我思考的焦点或疑问是，孟昭俊先生作为这一个时代的书法家，他有别于众多书法家的特质该是什么呢？

　　--能写榜书大字，行楷兼备；通籀书，曾补《歌风》断碑之阙；数十年一贯的平民立场、平民情怀；口不言人过失的涵养；有求必应的谦和与勤勉；垂老弥坚的书法卷恋；自然还有对传统木制家具的钟爱，等等。罗列到此，我觉得依然没有将昭俊先生有别于众多书法家的那个“点”寻觅到。

　　书法的金石气象吗？严格说，不确。应该是书法的“金石回归”才算得其仿佛。当绝大多数书法家习惯于在纸上铺排六书、八体的时候，昭俊先生则应约在青石之上书写着逝去的命运或远去的辉煌。大大小小的碑刻，经历了从口述而文稿、从文稿而书法、从书法而石刻的蜕变，便将他者林林总总的遭际，聚焦为冷冷的石上春秋。学术的表达，这是碑铭文字；悲凉的表述，这是墓葬标识。经过手民的再加工，昭俊先生的书法作品以石刻形态呈现在天光云影之下、春夏秋冬之际。

　　据先生自述，数十年间，他书写的墓表文字当在六千方之上。由此，我想到远古时代诸侯帝王封泰山而禅梁父的大典。其时，封禅者最后一项工作就是刊石纪事。“登封者皆刻石，刻石必有书。”书的作用即“刻石纪号者，著己之功绩以自效也。”（班固语，见《白虎通义》）春秋时代，仅齐相管仲所见，“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有鉴于此，书法理论家才总结道：“盖大而铭金刻石，润色鸿业；小而陈牒致简，宣达款悃，成天下之亹亹，传千里之忞忞，莫不有藉于书。”（马宗霍《书林藻鉴书林纪事序》）当书法家纸上泼墨，念念于去创造龙飞凤舞的“书法美学”时，昭俊先生铭记的依然是书法的“元使命”，此即：书法载道，刊石纪事。

　　我庆幸于身处书法之外。即使爱书法而上瘾，也从来没有把书法的形态之美看重于书法的书写规矩；进而，对沉迷丑书、怪书（路人认不得，书者也解不得）者总也心怀一丝怜悯--还是读书少了、文化浅了，又自以为是。举一个极端性的例子，王羲之《兰亭集序》的书法作品虽被后世追捧为“神品”，其形式之美终究超不过《兰亭集序》所演绎的那份悲天悯人、那份百年悲凉。

　　就昭俊先生的书法创作而泛漫于当代的书法倾向，似有离心之嫌，以此作为昭俊先生的书法创作背景，则又是必须之笔。昭俊先生一如既往地坚持书法的实用主务、并于这一坚持中不断将字写好，这或者就是他的“书法哲学”或书法正途。至于别人将写字当作画画，或退一步当作“书法形态美的创造”，那自然是别人的自由。书者有书者的自由，观者有观者的自便。写与观，二线能相交，则交，不能交，则各自行走，地老天荒，渺入苍莽。

　　中国人几千年的书写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我们还要写下去，人在，则笔在，笔在，则书法作品在，又何疑焉？

　　大疫弥天，我们还安全，此上上之福。有健康之福，再能够不息劳作，则是福上加福。以健康着，劳作着为祝福语，有暇，对饮一壶红茶，其香也融融，其乐也融融。

　　田秉锷，江苏著名文史学家、著名文艺评论家、历史文化思想探究者。徐州师范大学教授，原《淮海文萃》的主编，曾 著有《金瓶梅与中国酒文化》等作品。

　　2021年7月暑中于麦香小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