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位于鲁南临沂，与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同乡，距离西北方向的孟子故里邹城和孔子故里曲阜近200公里，距离西南方向的老子隐居地“沛”近250公里。这真是神圣感爆棚的三角地带，一个巨大的历史“场域”，自幼时起就一直向我辐射出强大的文化引力。无疑，“沛”是这一文化“场域”的核心，一个无与伦比的吸引子。每每遥想起当年“孔子南之沛”，问礼于老聃的情形，总有一股“之沛”的冲动，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成行。

　　逾古稀近耄耋的书法家孟昭俊先生就生活在人杰地灵的“沛”地，甫一降临人世就浸润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场域”核心。虽然在当代行政区划中，“沛”属苏北，已逸出鲁地，但恰好在苏北与鲁南交界处，且与济宁和临沂二地区隔微山湖相望。不敢妄加猜测，孟昭俊先生姓孟是否因为祖上与孟子同宗同源，但以其书法作品观之，显然得孟子精神要旨，那就是孟先生书法作品给我的第一个感受，就是内蕴一股孟子所言的“浩然之气”。孟子之“浩然之气”，首先指一种呼吸养生的方法，因为“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但这仅是气的非精神属性。作为精神意义上的气，必须“配义与道”，或者说，“浩然之气”就是道义之气，是经年累月“集义”而生之气，不可能凭一时之义气养成。

　　孟先生书法作品的“浩然之气”从何而来？

　　首先，应该养成于“沛”地的文化“大场域”，一种因老子、孔子和孟子三圣齐聚而具备的“兼怀万物”的哲学智慧。孟先生书法作品的官网上，在最显著位置上悬挂着的，是孟先生手书的“厚德载物”四个字，说明在孟先生的世界里修心和修行乃是头等大事，其重要性远远超过了书法技艺本身。孟先生也曾以极其工整的楷体手书《道德经》47幅，可以理解为致敬老子之作。

　　其次，应该养成于孟先生的家学“中场域”。孟先生出生于书香门第，其祖上交往的多是当地文人雅士，这让孟先生从小耳濡目染。一次偶然走进“乡贤祠”，一个当地书法家、画家作品“展厅”，得到了书法的初次启蒙，从此立志书法，迷上书法，耽于练习，执着以求。用孟先生自己的话说，就是“心摹手追，朝夕于斯，始终不怠。”

　　最后，应该养成于孟先生的内在“小场域”。孟先生数十年如一日，不分寒署，整日笔砚相伴，不仅领悟和书写老子等人的哲学智慧，也感受杜甫、王维等的诗词歌赋并以书表达。长年和先哲、文学家通过纸墨对话，先哲的智慧、文学家的意境气韵不自觉就内化于心，最终在其体内和笔下充盈。

　　文化“大场域”、家学“中场域”以及孟先生的内在“小场域”，正是养成孟先生人格中内在“浩然之气”的外在和内在原因，而作为书家，孟先生内在的“浩然之气”又外显为其书法作品的“磊落之气”、“凛然之气”和“清峻之气”。

　　孟先生地处文化“场域”核心一角“沛”地，其书法理想却寄托在三角区的另一角——我的故乡临沂。很惭愧，我自己虽与书圣同乡，但却从未有练笔经历，更与“二王一脉”有着“至近却至远”的距离。而200多公里以外的孟先生的书法师承的却是“二王一脉”，王羲之王献之就是其书法精神上的师祖。在“二王一脉”中，孟先生还广临颜真卿、米芾、王铎、董其昌等人的法帖，兼收并蓄，形成其严峻、磅礴和大气的风格。

　　孟书以行草见长，其行草隐约可见王羲之、颜真卿和苏东坡这些行草大家的影响。但孟先生不仅早就超越了临《兰亭序集》、《祭侄文稿》和《黄州寒食帖》三大帖、摹其点线体的“仿形之境”，而且也超越了同其深情、揣其厚意的“仿意之境”。孟书在充分把握行草传统法度的基础上，进行了有节制打破法度的艺术创造，达到了表现自我、表达情意的“表意之境”。其所表之意，正是前述“浩然之气”，一种和居地、传统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苏鲁胸怀，沛人风范。

　　孟先生1980年代以《大风歌》篆书成名，其所书《大风歌》碑因完成于1984年（甲子年）人称甲子碑。甲子碑是对断成二截因而缺字的汉碑的复原，但孟老先生的篆书以汉碑为主要依据，同时融合了从清到汉不同时代的风格，以此来表达一种他想象中的大汉气象。

　　除了行书和篆书，孟先生还有很多隶书和楷书作品，抄录《道德经》用的就是楷书。抄录宋词人柳永的《望海潮》也用了楷书，抄录唐诗人王维的《书事》则用了隶书，这在以唐诗宋词为内容的作品中比较少见，因为这类作品多用行书。孟先生娴熟地运用多种字体来创作，并非为了炫耀他在书法上的技艺，而是表达了孟先生对这些诗词的理解，字体的选择与其表达的内容、情感和意境是完全吻合的。

　　孟先生七十载安居“沛”地，在书法耕耘中偏安一隅。但他并不封闭，而是博采众长，也常走出去拜谒名师，曾先后得到林散之、武中奇、启功、尉天池等当代书法大师指点。孟先生也时常和同辈书家相互取长补短，并耐心指导后学。或许也因为地处“鲁南”“苏北”交界处，孟先生的书法作品在“北人”的严峻、磅礴和大气中，又透露出一丝“南人”的灵巧和细腻，表现在点、线和整体结构的细微处，显示出严峻中见圆润、磅礴中见迂回、大气中见细致的“中和”特性，这让孟书整体上阳中有阴，实中有虚，气韵丰沛，意境广远。

　　孟先生生于1941年，自幼习字，迄今与书法为伴已逾七十年，创作的书法作品难以计数，成就斐然。其中，一些作品超出了书法的意义，具有了文化的价值。比如篆书《大风歌》的创作，就具有还原汉碑、再现历史的文化学意义。碑上所刻《大风歌》为汉高祖刘邦所作，只有三句：“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现在，关于《大风歌》碑，沛县歌风台共存有三块，汉碑是原碑，断成二截，缺了九个字。元碑为复原碑，也已破损，缺字更严重。孟先生接受了恢复碑文的任务，已超越了一个书法家的身份，而兼具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以及考研古学家等多重身份。历时三年，孟先生通过实地考、查文献等，补齐了残缺的九个字，终于在1984甲子年复原了汉碑。

​　　此外，孟先生对经典文本的抄录，也超出一般书法作品的意义。除了《道德经》，孟先生的经文书法作品还包括《金刚经》、《心经》等，可视为孟先生沉入经书后的领悟之作。书法作品独立的形式美是其一，但书法作品的符号表意功能也发挥得淋漓尽致。孟先生熟读诗文，他自己也是一位诗人：“怀素狂草势绝伦，腾蛟起凤出凡尘。走笔飞驰如脱兔，满纸跳动惊鬼神。”这赞的是怀素，表达的却是自己的书法理想。抄录诗文在孟先生书法作品中占有相当的分量，主要有杜甫、李白、王维、苏东坡等诗人的诗词作品。其中杜甫占有特别重要位置，不仅数量最多，而且还专门著有《读诗·杜甫》一书。孟先生在书中对杜甫的三十二首诗作出了自己的注解，既是书家读诗，也是诗家读诗。把这本解读杜甫诗歌的专著与其专为杜甫这三十二首诗所写的书法作品二相对照，不难发现，书家的书法作品和其作为诗人对诗的注解形成一一对应关系。这充分说明，与孟先生精神世界最为相通的诗人，杜甫无疑。孟先生对杜甫诗歌的书写，既是在对作为文学作品的诗歌进行书法视觉艺术转换，也是一种把它们置于自己的“浩然之气”中完成的艺术再创作。

　　一言以蔽之，字如其人，人如其地，孟先生的书法作品与其人格相辉映，其人格又与其居地相辉映，而其书、其人、其居地充盈着同一种“浩然之气”。对于西南200多公里以外的那个巨大的吸引子，我虽一直抱憾未能以身前往，但通过观其书法，已知其人格，并神游了“沛”地。

刘秀峰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