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孟昭俊先生的相识，缘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同在文化系统工作，后来又成为同事。在相处的岁月中，先生谦和的态度，对事业的执着，对工作的热爱，对同事的友善，对传承汉文化的极其认真，赢得了众人的好评。经过自身的不懈努力，他逐渐步入书法艺术的殿堂。

　　作为一位书法艺术家，先生以作品说话，是名副其实的。他创作了大量的书法作品，碑刻作品大约有6000多幅。先生倾注一生的精力为中国传统文化做奉献，因为他心里明白，是大汉之源养育了自己，自己有义务用心、用情、用生命来传承和维系汉文化，使之发扬光大。他把书法创作，当作自己毕生的使命和责任担当，以之为载体，为汉文化传播倾注心血，不断为之无私奉献着。

　　记得修缮《大风歌》碑时，正值寒冬腊月，先生为了精准地将《大风歌》碑文23个字篆刻于石碑上，每日大多时间是工作在室外。因为碑身高大，碑体沉重，字亦偏大，只能在文化馆院内东南墙根下进行设计、较对、书写摹刻，那里没有任何遮拦，环境极其艰苦，而先生不畏严冬刺骨冷风，硬是双膝跪在冰冷的石碑上，或是趴在碑上，不顾寒风凛冽，一个字一个字地描写上去。由于那时物质条件极其困难，在光滑的石碑上将每一个篆字写好，既要把握每一段的间距，又要使每一个字的保真度高；既要通篇和谐，又要使每个字鲜活起来，而这一切又与石刻师傅的工作紧密相连。俗话说：三分写，七分刻。同石刻师傅的默契配合至关重要，工匠师傅的人品、工具及手艺，凿子锋利度，锤子的用力度，每个字的边角圆润度，甚至石刻师傅的情绪，都需要孟先生理解和掌握。孟先生用真诚和体贴感动了他们，他们完成了默契的配合。

　　从碑文的整体部局到文体的尺寸，从字的形体到字的篆写，从纸张书写到落刻碑石上，即要保持汉代的风格，又要将这个刻凿技术呈现出汉代的那种古远痕迹和汉之风采，要求刻碑人必须在能弄懂领会书法家创作心理和汉代历史的基础上进行有效刻雕，懂得古今相融合。篆书有两千多年的延续，富有创意，气韵生动，厚实壮观，表现出古朴端庄的气质，体现了一种古拙平实的健康书风，符合人们的审美要求，但创作过程是一个极难过的坎，没有博学的基础和深厚的功力是很难做到的。先生在资料有限、通联条件落后的状况下，凭借着走访，广泛查找翻阅资料，单枪匹马开始了寻求秦汉以来碑文线索，收集各种相关的文史资料和书籍的工作。他并奔赴全国多地碑林、图书馆、博物馆观摩考证，考究与之相关的史料及大小篆书体，研究东汉蔡邕之书法。为了有效地对接残碑，他除了在补齐残碑下半身九个字，还把原碑十四个字反复练习，写得不失其原有风貌和风采！

　　为了让《大风歌》碑字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如出一辙，就必须真正懂得共同构成泱泱大汉的时代精神与风貌。俗话说“汉骚石赋”，汉化楚风，赋于石上。先生室内摆满了各种有关书法、石刻、碑帖作品及纸张。当我问及石刻与书法关系时，先生便滔滔不绝地与我说道开了：自东汉雕刻“熹平石经”以来，魏有“正始石经”，唐有“开成石经”，五代有“蜀石经”，直到清代还有“十三经”。这些刻在石头上的儒家经典，是地地道道的石头书。中国的石刻文字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石刻资料，一类则是石刻的书。鲁迅先生说：惟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

　　让手下的石头能体温，充满灵性，从而达到“石破天惊”之效，使之永垂史册而不朽，这是先生一直以来的心愿和努力的方向。为此，他和刻碑工匠李师傅、杜师傅打成一片，深度交流，吃住在一起，把对汉文化的解读传递给师傅们，让书法与碑刻有机融合，在碑刻上表现出其在用笔、结体、章法以及在表现形式上的新突破，使作品具有旺盛的艺术生命力。要表现出其独特的整体风貌以及所造成的独特境界，要在审美意象中给人新的感受，使传统文化艺术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开辟艺术的境界，就必须形成自己的独特艺术风格。先生潜心研究《大风歌》残碑上的字，一遍一遍反复摹写研究，并熟记于心。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研学，他深深地感悟并确定了碑字形狭长、笔画圆转、上紧下拓、对称均衡、笔势向下延伸舒展等特点，最后在综合前人书法成就的基础上，将自己笔法进行改进，运用下垂笔法，在书写细如悬针的悬针篆时，又在下垂笔画末端作园形收，从而形成露珠状的垂珠篆。

　　经过三年不间断的研学、摹写、创意，先生与石刻师傅共同努力，终于圆满收工。当时正逢甲子年，人们故称此《大风歌》碑为“甲子碑”。先生秉承大汉精神，让《大风歌》再次“大风起兮云飞扬”，完整地展现一代帝王风范，这不平凡的作品及其创作过程、精神内涵，必将流芳百世。

​王建钢  艺术评论家